李岚清：太想看到中国电动汽车领军

他是1949年后中国汽车工业创建的参与者和亲历者，是对外经贸系统的领导者，是主管教育、科技等方面的国务院副总理，现在他早已退休，成为了一个热爱篆刻、音乐、书法和绘画的老人。他应《中国新闻周刊》访问，漫谈了他的退休生活，也回顾了某些往事和对现实生活中一些问题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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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岚清决定做一个有趣的“80后”

做出这个决定时，他71岁，刚从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的岗位上退休。篆刻、书法、音乐、素描，他重拾这些少年时代的兴趣，只待迈入耄耋的门槛，有趣的“80后”的称号才算名副其实。

如今，82岁的李岚清依旧步伐稳健、逻辑清晰，说起往事，细节都历历在目。“我有时候都怀疑自己，怎么都80多岁了呢。”李岚清笑着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他坐在西安下榻处的客厅，阳光透过玻璃洒落下来。这次到西安，为的是举办篆刻展以及参加一场普及高雅音乐的音乐会。

从中国汽车工业创建的参与者到对外经贸系统的领导者，从中共第三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成员，到外人眼中兴趣广泛的退休老者，李岚清将82年中很多无法忘怀的经历刻成了一方方印章。当然，李岚清没有只陷在回忆中，在不在其位不谋其政的前提下，对于当下的某些事仍乐于关注，例如，他研究乔布斯和“苹果”，也愿意聊一聊特斯拉电动汽车。

“我们开始研发电动汽车比特斯拉要早很多年”

过去，李岚清曾多次到西安考察，但这次不同。4月30日，“秦风雅韵·李岚清篆刻书法素描艺术展”在西安举行。艺术展设于大唐不夜城的曼蒂当代艺术中心。开幕时，李岚清一登台，就双手抱拳连称不安：“在很多地方都给我的展览加上了‘艺术’二字，与在座的艺术家比，我这真算不上什么艺术。”

这次为期近一个月的展览，分为“大众篆刻”“诗印书情”“我为大师画素描”三大部分，2000平方米的展馆中分别展出李岚清400余件篆刻作品、50余幅书法和160幅素描。展览开幕后，82岁的李岚清沿着作品陈列，介绍一枚枚印章背后的故事。参观者中很多人踮起脚将手机举过头顶，不停拍照。

站在“科教后勤部部长邓小平之印”和“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之印”前，李岚清介绍说，改革开放初期，小平同志对科教界人士说，“我知道你们有许多困难，我当你们的后勤部长，帮助你们解决。”于是邓小平有了“科教后勤部部长”的称号。后来朱镕基曾说，“小平同志既然是部长，那我就是科教后勤处处长。我说你是处长，我就当副处长吧，我还在一次科教系统领导干部会上讲过这段往事。小平同志这个头衔虽然中央并未“授印”任命，是自封的，但意义特别重要，因此我怀着缅怀和崇敬的心情，为他老人家刻了这方‘官印’。”李岚清这样回忆。在场参观者听后都会意地大笑。

邓小平是李岚清最为崇敬的领导人之一。尽管两人年龄相差一代人，但却有着颇多交集。他们第一次见面就是在中南海。1958年5月14日。年仅26岁的李岚清随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厂长、大会代表饶斌，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期间，把中国第一辆国产东风牌轿车开进了中南海。在怀仁堂的后花园里，李岚清身着一身藏青色中山装，留着短发，站在锃亮的轿车前，旁边正是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总书记邓小平和中央书记处书记彭真。那时，这个从苏联汽车厂实习回来的小伙子已是厂里的业务和技术骨干，还兼任了东北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的研究员。邓小平提的几个汽车专业性问题令他印象深刻。他事后方知，邓小平旅法勤工俭学期间曾在雷诺公司工作过。

这一年距他进厂已过去6年。1952年，20岁的李岚清大学毕业，班里大部分同学都到冶金等部门工作，只有他被分配到仍在筹建的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在学校里学的工商管理、机械原理和汽车构造等知识，算是有了用武之地。

从1953年起，中国开始第一个五年计划。作为“一五”时期重点工程，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在这一年奠基兴建，并在随后几年制造出新中国第一辆解放牌卡车、东风牌和红旗牌轿车，开启了中国汽车工业的历史。李岚清成为了那段历史的参与者与见证人。

62年后，端坐在记者面前的李岚清，回忆起年轻时代的往事：“现在的气候确实变暖了，当年长春冬天气温极低，我又是南方人，寒风吹在脸上就像针刺一样，眉毛胡子全是结的白霜。我们没有大米吃，高粱米还是带壳的，虽然生活条件艰苦，但大家都为能参加新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重点工程感到光荣和愉快，的确是激情燃烧的岁月。”

把轿车送进中南海的李岚清不会想到，34年后，他将在中南海度过整整十个春秋。在很长时间里，汽车曾是他工作的全部。改革开放之初，国家原打算建设一座大型重型汽车厂，并任命李岚清为这个项目的第二把手。这也是邓小平亲自批准可以与国外谈合资经营的第一个项目，他有机会赴国外考察汽车工业。通用、福特、克莱斯勒、奔驰、大众、雷诺、沃尔沃等汽车公司邀请代表团参观了他们的现代化工厂和研发中心，李岚清还试驾了一部通用公司新研制的单开门敞篷轿车。

看到中国汽车工业与发达国家的巨大差距，李岚清心情复杂，幸运的是，在经历改革开放初期的徘徊后，引进技术，走中外合资经营的道路，提升中国汽车工业水平渐成业内共识。作为最早与国外谈判合资的李岚清，1981年调入国家外国投资委员会，告别汽车工业转向对外经济贸易工作。1983年，中美合资北京吉普汽车有限公司正式签约，成为中国汽车行业第一家中外合资企业。

30多年后，李岚清对国外汽车巨头的态度早已渐渐转变。现在中国汽车产销量已连续五年蝉联全球第一，2013年的中国汽车产销量均超过2000万辆，再次刷新世界纪录。在面对我国汽车工业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李岚清也产生新的忧虑。

退休十一年，他还保持着对汽车市场的敏感：“面临大气环境的恶化和石油资源短缺和不可再生，世界各主要汽车公司都在加紧研发新能源汽车，汽车工业正面临一场大的革命。现在我国传统能源汽车产能已严重过剩。我更担心的是，国外汽车厂商仍在把他们传统汽车的产能贴上‘先进技术’的标签，不断往中国转移，我们还抢着接受，到处布点，而他们却在腾笼换鸟，在新能源汽车上发力，先在他们国内上市抢占市场，然后再大举进军我国市场。‘特斯拉’风暴就是预警啊！”李岚清扶了扶扶手，一脸严肃。“其实我们比特斯拉研发电动汽车要早很多年啊。”

早在上世纪90年代，李岚清分管科技工作时就关注推动中国新能源汽车的研发，2001年10月，被正式列入“十五”国家863计划的电动汽车重大专项即已启动。对汽车工业十分熟悉的李岚清当时听取电动车进展汇报后曾说：“电动汽车根本就是国家能源安全问题，能源安全是世界上每一个政治家最关心的问题。解决中国能源问题，电动汽车是一条出路。”

李岚清说，“那时我抓电动汽车主要还是从能源战略的角度考虑的，没有想到这些年汽车发展这么快，汽车排放的有害气体已成为大气污染的重要原因之一，发展新能源汽车也已成为一个重大民生问题。”

在业内人士眼中，新能源汽车产业是中国汽车工业实现弯道超车的良机，但也有人认为，国产电动车的续航能力制约着市场普及。“电池续航不是问题的关键，现在已达一二百公里，再加装一个备用的增程器，跑长途也没有问题。然而，现在还是有人说这不过关那不过关，这些都是对电动汽车并不了解，也有的是某些利益集团故意造的误导性舆论。任何一个创新的事物，开始都不可能是完善的，不能把‘过关’和完善混为一谈。”李岚清还说：“汽车工业的方向一定是新能源汽车，当前主要是电动汽车。我国的汽车从业者如果认识不到这一点，等到国外的新能源汽车大量涌进我国市场，我国传统汽车工业就会面临极大灾难。”

李岚清话语间略带遗憾，但猛然又提高了嗓音，“我们现在抓紧推广还来得及。”

在展厅中，一枚创作于2011年的黑色的印章并不起眼，印章新颖的内容或许代表了李岚清的心声：希望在新能源汽车。

“我对乔布斯有意见”

距五一小长假还有一天，大雁塔下已游人如织，从大雁塔步行至艺术展现场只要五六分钟。参观的人群顺着布展的方向涌了过来。

艺术展上每一方印旁均配有一张说明，标明印章的尺寸、材质、边款以及篆刻时间。区别于传统印章的雅趣，李岚清的一些篆刻作品，某种程度上算是对自我执政经历的一次梳理与反思，比如有的印章刻着“借鸡下蛋”“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大锅饭吃不得”“三来一补功不可没”。展柜前，一个中学生模样的男孩，低着头，正用手机百度“三来一补”的意思。

从上世纪80年代起，李岚清告别从事了三十年的汽车工业老本行，开始担任对外经贸方面的领导工作。1982年初，李岚清担任对外经济贸易部外国投资管理局局长，到珠三角地区考察。那时，沿海一带兴起了以来料加工、来样加工、来件装配和补偿贸易为主的新型贸易形式，被称为“三来一补”。因为它不需要投资，增收快，还能解决就业，在珠三角迅猛发展起来。

当时的广东省有的县政府还设立了对外加工装配办公室，实行“一个窗口对外，一个图章办事”。这种简化高效但“不合程序”的办事流程，在当时的中国已算走得很远了。令当地官员意外的是，李岚清得知情况后，不但没有批评当地政府，还表扬了他们的做法，甚至幽默地总结出当地的“秘诀”，是“把公章挂在裤腰带上”。

26年之后，当李岚清准备将亲历的改革开放历程集结出书，重新反思这个历史片段时，他不停地“审判”自己：当时的做法是否正确？自己的表态是否妥当？我还是学工商管理的，难道按规依章办事不重要吗？最后，他给自己做出了“判决”：“从今天看来，也许有某些不妥之处，但当时不这样做，那就什么也改变不了，也无法突围，只能继续造成大量人员偷渡出境。何况当时对新事物也没有什么明确规定，原来的条条框框已完全脱离实际了，沿海的基层领导还在呼吁松绑放权，这不正是我们需要改革的东西吗？你若这也不让，那也不准，不但什么也改变不了，更无法知道改革开放新事物会出现什么新的问题，你怎么知道如何趋利除弊，进行合理的规范和管理呢？”

李岚清还清楚记得，1992年到中央工作后，有机会直接见到邓小平。有一次邓小平对他说：“必须改革开放。不改革开放，死路一条！”尽管这句话邓小平多次说过，但李岚清把这次面对面的谈话看作是对他这一代人的政治嘱托，也成了他日后的座右铭。

回头来看，改革开放初的思想和体制藩篱，李岚清的感受比常人更为强烈。1979年，真理标准的大讨论仍在持续，中央的工作重心已转向经济建设。引进外资，搞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也提上日程。但现实的困境致使中外合资谈判难以深入。作为项目谈判的主要负责人之一，47岁的李岚清直接上书邓小平：办一件事，纵的方面有若干“层”，横的方面还有若干“庙”，而且都有“否决权”，就好像许多绳索一样，捆住你，让你寸步难行。

在这封“告状信”中，李岚清不留情面地点了多个职能部门的名字，“我们几个月以前就准备好资料和建议，并多次请示有关部门，但得不到答复。外资委领导还专门开了会，催促他们迅速拿出意见，迄今亦无答复”，李岚清甚至在信中感叹，“诸如此类问题，比比皆是，简直不知如何是好。”

李岚清的亲笔信在邓小平的批示下很快发酵。中共中央原则同意了国家外资委党组《关于中外合营企业几个问题的请示报告》，随着《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出台，数个处于焦灼中的中外合资项目谈判得以继续进行。

在李岚清众多反映1980年代经历的印章中，有一枚格外醒目，印上无字，上半部分刻着一把长刀，下方形似一对牛角。

2014年5月1日，陕西师范大学长安校区终南音乐厅里，李岚清指着大屏幕上这方印章，向在场师生讲起在1980年代初在国家外资委工作时的一件往事。深圳光明华侨畜牧场的归侨生活很困难，他们用贷款从新西兰引进了一千多头奶牛，准备产鲜奶出口香港。但中国动植物检疫部门认定近七百头流鼻涕的奶牛患有口蹄疫，必须灭杀处理。领导派李岚清南下深圳，他调查后发现，新西兰出口检疫合格，海上被传染口蹄疫的可能性很小，随即提出能否先判奶牛“死缓”，隔离观察后再进行处理。几天之后再次检疫，全部合格放行。

“你们想啊，从新西兰坐船来深圳，路途遥远，海上风浪又大，它们能不流鼻涕吗？”李岚清话音刚落，师生们一片大笑。这件事给善于总结经验的李岚清很大触动。感慨之余，他刻了这枚名为“刀下留牛”的印章。

4月30日的展厅现场，李岚清边走边讲，多枚1980年代主题的印章将他在外经贸领域的工作融汇于方寸之中。其中一枚赠予中共中央党校的印章，刻于2013年，高11。5公分，颇为醒目。印章上12个篆体字或许是对这段岁月最好的总结——“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工商管理科班出身，多年的对外贸易工作经历，让李岚清更为关注在引进外资和技术之后，中国企业的创新问题。在他眼中，企业家可分为三类，善于在现有市场上推销自己的商品服务，这是一般的企业家；为自己商品和服务开发潜在的不断扩大的新市场，这是比较成功的企业家；最为高明的企业家，是研发原来市场上没有的创新产品和服务去开发创造一个全新的市场。

李岚清推崇乔布斯，也关注苹果产品，不但研读有关资料，还专门看了乔布斯的同名传记电影。“他将科技与艺术相结合，从16G到64G平板电脑，从iPhone1发展到iPhone4s手机，他‘无中生有’地创造出一个大的市场，还在全世界出现了无数的‘苹果粉’，排队抢购。”李岚清突然顿了顿，脸色一沉，“不过，我对乔布斯也有意见，他不断推出一代又一代更为完美的产品，逼着用户不断更新，赚了我们很多钱。中国不少企业就缺乏这种创新抢滩的精神，缺乏创新的自信，总是跟在别人后面跑。所以我太想看到中国电动汽车能够领军一次。现在人家特斯拉已经来了，我们有的人还自我安慰说，那不过是‘贵族的玩具’，不用担心。我给你们讲个故事，二次大战时各大飞机厂造的是螺旋桨飞机，后来出来一个发明制造喷气式飞机的小厂，名叫‘波音’，当时那些大厂根本不把它放在眼里，认为那不过是‘玩具’。结果正是这玩艺儿把这些庞然大物统统消灭，变成波音的一统天下！”

“别看是国家领导人，有时也不得不用超乎寻常的办法”

5月1日，小长假第一天。陕西师范大学长安校区终南音乐厅里，李岚清作了一场《大众篆刻与保卫汉字》的讲座。退休后的十年中，他在全国高校的讲座场次超过百场。

上午9点半，李岚清走上讲台作了个简短的开场白，“2001年我来过陕西师范大学，不过是老校区。现在看到你们有了新的发展、新的进步、新的提高，我感到由衷高兴。”13年前，李岚清曾到陕西师范大学考察。就在这一年，中国如期实现了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和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的目标。此时，李岚清分管教育已有8年时间。

尽管这次讲座的主题是篆刻和汉字，但自然离不开教育。1993年，国务院领导分工时，时任国务院总理李鹏找李岚清谈分工，希望他在分管经贸工作之外，分管教育。“我当时感到很意外，我说我不懂教育，是个外行。李鹏同志反问，在几位副总理中，你觉得谁合适？我排了一下，朱镕基同志是常务副总理，是协助总理抓全面工作的；邹家华同志是管宏观经济和工业的专家；钱其琛同志是外交家，他们管教育可能顾不过来，他们的工作我更做不了。李鹏总理说，对啊，所以管教育就你了。”李岚清回忆当年的细节。

回顾与教育结缘，李岚清极为坦诚，“当时不想管教育，一是由于我从未管过教育，没有这方面的经验：二是因为教育面临的困难太多；三是，那时群众对教育的意见很多，七嘴八舌，好像人人都是教育家。”的确，1993年左右，国内再度兴起的下海经商热潮。那时，中小学教师的年均工资只有3000元左右。教师队伍很不稳定，北京某大学一位副教授上街卖起了馅饼，一时成为舆论焦点。

令李岚清头疼的是，他一上任，摆在桌上的就是全国中小学教师被拖欠14个多亿的工资账单。“当时迫切需要解决的三个大问题是，教师工资、教师住房和教育投入。”李岚清说。除此之外，还有大批民办教师待遇严重偏低的问题亟待解决。1994年，李岚清到基层考察时，曾在江西吉安遇到一位工作17年的，50多岁的民办教师，每月工资只有56元。由于历史原因，1990年代中期，中国的民办教师还有200万人，李岚清曾多次召开会议，商讨民办教师的转正问题，但各方意见很不统一。吉安之行，坚定了他的决心。

凑巧的是，那时天津拍了一部反映民办教师现状的电影《凤凰琴》，他看了很受触动。“哎，这次机会来了。”李岚清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把拷贝分别送给国务院的每一位领导，并附上一封请他们抽空看一看的亲笔信。“过了段时间，我还要‘检查’一下，问他们看没有，都说看了，很感人。”李岚清最后去问总理。李鹏回答得很干脆：“看了。”李岚清赶忙追问：“你觉得怎么样？”“唉呀，我是一边看一边流泪啊。”

“我心想这下好了，总理都感动了，就有办法了。”借中央开会之机，李岚清请所有的与会代表观看这部电影。最终，通过晓之以理再加动之以情的办法，取得各方共识，民办教师考试合格后便可以转正。李岚清笑称“这是用文化艺术的力量解决了大问题。”

事后，他还专门嘱咐相关部门负责人，“200万民办教师的问题给你们解决了，以后千万不能再给我搞什么民办教师了。”李岚清话锋一转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后来他们不叫民办教师，又改了个名字叫代课教师。”在李岚清看来必须改革农村办学体制，由过去沿袭下来的由农民集资办学改为由政府办学，与此同时，把聘用教师的人事权收到县政府。财政确有困难的县，由省和中央财政转移支付，由国库把工资直接打到教师的银行账户中。”他还亲自写信给各地领导，要他们检查教师工资发放的落实情况。

在李岚清看来，在农村办学，应该把教学业务交给乡村最有文化的中心小学校长负责，要让懂教育的人办教育。他一直担忧的是，如果继续让没有文化的人在农村领导教育，会出大问题。退休之后，他为此刻了一枚“无知无畏”的印章，在边款上写道：“人要有所敬畏。由于无知，往往天不怕地不怕，无法无天，此类人不可用也。”

处于转型期的中国，李岚清清楚，要推进一些事情，有时就得采取一些非常规做法。例如，当时国家博物馆的面积太小，文化部要求扩建人大会堂对面的博物馆。此事已筹划多年，但那里有中国历史博物馆和中国革命博物馆两个厅局级单位，意见很难统一。李岚清对他们说：“你历史博物馆里难道不包括革命的历史吗，你革命博物馆里的革命不也是历史的一部分吗？因此建议两个博物馆合并成立国家博物馆，统一实施扩建工程。”但由于种种原因，这个建议仍难落实。李岚清对《中国新闻周刊》说，有一次他向江泽民汇报工作，说明了成立国家博物馆和扩建的重要性和迫切性，总书记表示支持。“那就请您题写个馆名吧。”李岚清的请求，时任总书记当即应允。

李岚清告文化部通知两家博物馆负责人开会，展示了“中国国家博物馆”的题词，并宣布两馆合并，国家博物馆正式成立。“要不这么办，可能还在扯皮，耽误工作。”李岚清向《中国新闻周刊》感叹，“别看是国家领导人，解决问题有时不得不用超乎寻常的办法。”

教育还需深化改革

在陕师大的讲座中，李岚清再次把话题转到日前热度颇高的“中国汉字听写大会”上。“癞蛤蟆”这个词竟然难倒70%的人，我们的文化就是靠汉字传承的，如果经常不写就会忘掉。”这已是两天之内，李岚清第二次拿“癞蛤蟆”举例。在一天前的艺术展开幕上，他也曾忧心忡忡表达对青年人对学习汉字的忧虑。李岚清曾刻过一枚很大的印章，上面只有两个大字：“写字”。

李岚清出生于镇江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童年时虽然已是洋学堂时代，但寒暑假都要上私塾补习写字和四书五经等古书，小学时就随家中的牧师朋友学习英语。上中学时，连他的理科课本都是英文教材。除了英文，他还学过日语、俄语和德语。不过，他的自我评价是，“稍有所成的只是英语和俄语。”2001年，在莫斯科举行的国际奥委会第112次全会上，李岚清用英语为北京申奥作了3分钟陈述后，公众方才知晓，原来这个主管教育的副总理还能讲一口流利的英语。

英语流利，又分管教育，所以他对英语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向来直言不讳。“中国人学习外语的时间最长，从小学到大学，十几年时间，效果又如何呢？与学习时间相比，事倍功半。”他也切身感受了一回什么是“哑巴”英语。1982年，李岚清任外经贸部外资管理局局长，赴美考察时，一位英语系刚毕业的随行翻译人员由于不懂业务无法与外方交流，还是李岚清给他当“翻译”。

在副总理的任上，李岚清曾发起举办了部长英语培训班，参加者为各部委的部级官员。李岚清向《中国新闻周刊》回忆，经过三个月的集中强化培训之后，部长们的英语特别是口语水平有显著提高。

退休十年，李岚清依然关注教育热点话题。2013年，曾被媒体称为“史上最难就业季”，而2014年全国高校毕业生规模将达到727万，再创历史新高，毕业生总量压力进一步增大，用人需求结构性矛盾越发突出，我们高校的教学内容和方法要改进，同时意味着毕业生就业观念也需要转变。

李岚清回忆起自己当年求学和就业时的状况。1949年后，李岚清考入复旦大学工商管理专业。“我们那时跟现在不一样，虽然主课是财经和管理，课程是又学工又学商，在系里的实习车间，从拿锉刀学做老虎钳开始，掌握了各种机床的操作。到纺织厂实习调研，不仅是实习管理业务，还要研究工人最佳的操作方法。在课堂上学汽车构造，教授讲汽车拐弯用的后桥差速器，所有人都听得一知半解，直到实习课把汽车一拆，转向差速原理就一目了然。现在教学好像大多是从理论到理论，比较空洞。学理工的动手能力差，学文科的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差，这也给就业增加了难度。

当副总理成为退休老人

在李岚清已经作过的百余场高校讲座中，几乎全部与音乐、篆刻书法、绘画等文化艺术有关。他力推高雅艺术进校园，也主张重视汉字学习应用。如果以退休为节点，他退休后的主题演讲更像是当年他教育观念的某种延伸，特别是美育这个中国教育中的薄弱环节。

2014年4月30日晚，一场名为“高雅艺术进校园”音乐会在西安音乐厅举行。在舞台上，年纪最长的是84岁的首席小提琴手、中科院院士吴承康，坐在他对面的是首席大提琴手、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党组书记叶小文，而在台下观看演出的李岚清则要算作这个交响乐团的首席观众。

音乐会以《卡门》序曲开篇。李岚清聚精会神地看着舞台，右手偶尔和着曲调打两下拍子，演奏完《查尔达什舞曲》后，乐团指挥宣布下一个节目是由学校的老师演唱赵元任先生的名曲《教我如何不想他》，指挥听过李岚清唱过这首歌，便邀他上台。在观众的掌声中，李岚清穿着浅色西服，配着紫蓝相间的领带，戴一副金丝边眼镜，健步走上舞台，还风趣地说：“80后的老头还表演啊。”演唱结束，乐队指挥趁热打铁邀请李岚清演奏一首钢琴曲。李岚清在掌声中，摸了摸钢琴说：“外面传说李某某会弹钢琴，我想在这里澄清一下，其实这是误传，我只是乱弹琴。”台下笑声一片。

他对音乐最初的兴趣完全来自家庭熏陶。李岚清从小一直住在外祖父家，舅父爱好音乐，弹钢琴和拉小提琴都不错，这也成为李岚清最早的音乐启蒙。舅父也曾教他弹过钢琴，后来因为他不遵守舅父的教学规程被“开除”了，从此开始“乱弹琴”。以后几十年也再没有条件接触钢琴。改革开放后，经济条件逐渐宽裕，李岚清向夫人提出购买钢琴的请求。“夫人批准了。”才偶而乱弹两下子。观众再次哄笑，坐在台下的李岚清夫人章素贞也边笑边摇头。最后他用钢琴演奏了自己作曲的《鉴真东渡随想曲》。

自从李岚清分管教育后，他就发现，中国的音乐教育十分薄弱，他把长期收集的资料和笔记加以整理，写作了一本通俗易懂的音乐普及读物，这本名为《李岚清音乐笔谈》的著作出版时，李岚清已退休了。

多年以来，他一直推动高雅音乐进校园。在他看来，不懂美学，缺乏包括音乐在内的文化美育修养的人，不能算高素质的知识分子。李岚清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并不反对年轻人热衷现在流行通俗音乐，但“娱乐不等于文化，作为大学生应当对更高雅的东西的有所追求，它不仅是提高情操，对智力的开发很有帮助”。

其实，与音乐的爱好相比，李岚清篆刻的故事更为人耳熟能详。事实上，篆刻之于他更像是一种向童年兴趣的回归。在退休后，学篆刻前，著名画家潘公凯曾“警告”他，“篆刻容易上瘾，家父当年就上瘾了，一刻就停不下来。”潘公凯的父亲潘天寿是国画大师，亦是篆刻名家。“我这个人做事都是拿得起，放得下，怎么会上瘾。”李岚清开始并不以为然。未曾想到，刻刀一拿起就是十年，印章刻到一千多方。有时，夫人叫他吃饭、休息，他手一抖，印刻坏了，还会向夫人发脾气。李岚清的每枚印章都是一段人生过往，是记录，也是回忆，但是李岚清给自己定了条规矩，除了家人以及外交往来外，不给健在的国人篆刻名章。

如今，李岚清每天的生活十分规律。早上六七点起床，工作学习一个小时后吃早餐，如果没有雾霾，他还会选择散步，每周坚持四次游泳，每次游一千米，有时还与朋友打桥牌，吃完午饭，一个简短的午休后，或读书或会客，要么就继续刻印、画画，到晚上十点多，翻阅当天的报纸，然后就寝。

李岚清还记得2003年第一次去清华大学作讲座的场景，一位同学向他提问，是如何从青年大学生当上副总理的。李岚清幽默地回了一句话：做梦也没想到。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这是他的心里话，这一辈子除了尽力干好本职工作，从未规划过个人的未来。1949年前，他的理想是毕业后能有工作，有饭吃。1949年后一心想着参加国家建设。至于现在的计划，他笑了笑，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健身、健脑、读书、写作，加强运动，保持身心健康，做到自己不受罪，家人不受累，节省医药费，有益全社会，不要过早的成为社会的负能量，给社会和家庭添负担。”